夏朝周朝祖先是黃帝，為何商朝祖先卻是玄鳥？考古推翻人種謠言

一提到夏商周，很多人會產(chǎn)生一個錯覺，認為這三個朝代只是中國歷史上眾多朝代（時期）當中排在最前面的一小段。

但其實，從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到今天，只有2200年，而夏商周三個朝代，延續(xù)時間卻有1800年。也就是說，從夏朝到今天，單單夏商周三代統(tǒng)治時期就占了接近一半。

而另一個容易給人造成的錯覺，是夏商周三族在時間上呈先后順序，但其實根據(jù)文獻記載，夏商周三個部族并行起源于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時代。

在以堯舜為部落聯(lián)盟核心的龍山文化晚期，商族的首領契和周族的首領后稷都輔佐大禹治水有功，憑借夏、商、周、涂山等部族組建的新的政治同盟，唐虞的國上之國地位最終被取代，夏朝得以建立。

當然，《史記》中關于“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和“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治水”的記載并非歷史的真實全貌，商、周兩族在瓦解以晉南為核心的唐虞政權過程中，絕非僅僅是幫助大禹共同治理水患這么簡單，這一點，我在下文會詳細說到。

在史書的編排當中，夏商周三族不僅同時起源于堯舜時期，而且在血緣關系上還異乎尋常地親近。說大禹是顓頊的后代，后稷是帝嚳嫡長子的后代，而契則是帝嚳庶子的后代，追根溯源，顓頊、帝嚳又分別是黃帝的孫子和曾孫。

可以說，史書把夏商周三族都編排進了同一個世系當中，這固然是受到了萬世一統(tǒng)思想的影響。不過，夏、周兩族源自黃帝為首的核心族群，卻是有跡可循，并非憑空捏造。

首先，夏朝的國姓姒姓和周朝的國姓姬姓都由上古姬姓衍生而來，從“女”偏旁可知，這一姓氏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會。而商朝的國姓卻是子姓，不在“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之中，也就是不屬于黃帝部落聯(lián)盟的核心圈。

其次，周人的始祖追溯到黃帝，這個是得到了周朝官方承認的，在西周的文獻中，對于被商朝推翻的夏朝，也是推崇備至，周人自稱“有夏”，以夏后裔自詡。

查看周朝歷史會發(fā)現(xiàn)，在西周建立前后，周族首領包括此后成為天子的周王，多次與姒姓部族聯(lián)姻，如周文王就迎娶了夏朝親族有莘氏之女太姒為正妃，周幽王寵妃為褒姒（褒國姒姓女子）。這也從側面表明，夏、周的確存在著親緣關系，所不同的，只是父系與母系后裔的區(qū)別。

不過，史書關于商朝族源的記載，卻并不可靠。

比如，《史記》雖然記載商族首領出自黃帝曾孫帝嚳庶子一脈，但早在三國時期，譙周就質疑說“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

事實上，在戰(zhàn)國以前的文獻中，從來沒有記載過商朝的祖先出自黃帝一脈。其中最值得可信的是商族自己的說法，畢竟沒有人比自己更清楚祖先的來歷。

從商朝流傳下來的《商頌》詩歌中，商族自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這段記載表明，商朝人知道自己祖先的母族來自有娀氏，但父族卻是玄鳥，或者干脆含糊的稱之為“帝”。

為什么商朝的祖先會是玄鳥呢？

可能的情況有兩種：第一種是商朝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父系祖先是誰，只好把某種神話物當作自己的祖先；第二種可能是商朝的父系祖先是以玄鳥為圖騰的部族。

《山海經(jīng)·大荒東經(jīng)》曾無意間記載了“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王亥被甲骨文稱作高祖，由此看來，似乎第二種可能，即商朝源自以鳥為圖騰的猜想更具說服力。

那么這個以鳥為圖騰的部族又是哪一個呢？

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發(fā)掘開始，到如今近100年過去了，考古工作者已經(jīng)基本理清了商朝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即以鄭州二里崗遺址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陽殷墟遺址為代表的晚商文化，正是根據(jù)早商、晚商文化在文化發(fā)展上的共性，考古工作者得出了在河北邯鄲漳河流域發(fā)現(xiàn)的下七垣文化為先商文化的結論。

也就是說，在商湯建立商朝之前，商族的聚居地是在河北的漳河流域一帶，其中尤以磁縣留下的文化遺存最為豐富。

但是，下七垣文化并沒有徹底解決商朝族源的問題。首先，下七垣文化在冀南一帶的出現(xiàn)具有突然性和混合性，并非由本地文化自然發(fā)展而來。其次，根據(jù)碳十四的絕對年代測定，下七垣文化的上限僅相當于二里頭文化二期，也就是夏朝中晚期，遠遠達不到大禹時代。

好在同一族群創(chuàng)造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存在器物使用上的延續(xù)性，這為繼續(xù)尋找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的前身，提供了可能。著名考古學家鄒衡曾說過“陶鬲作為最主要的飲器，乃是商文化的最突出的特點”。

從器物群上來判定族屬和族源，也是考古學通用做法。根據(jù)對下七垣文化核心器物群的判定，考古工作者認為，下七垣文化的來源共有三處：分別是以繩紋夾砂有腰隔甗、卷沿深腹盆為特征的河北南部龍山文化澗溝型；以鼓腹鬲、三足甕為特征的山西晉中龍山文化許坦型；以夾砂中口罐、大口尊為特征的山西晉南夏文化東下馮型。

其中：河北澗溝型龍山文化和山西許坦型龍山文化是構成下七垣文化的主體，下七垣文化是二者融合的產(chǎn)物。而冀南一帶的龍山文化在形成過程中，又受到了山東龍山文化的強烈影響。

換言之，我們可以把商朝先祖的來源，理解為河北本地族群、山西晉中族群以及山東泰山族群合并形成的“大商族”。而從先商延續(xù)到晚商的商族使用陶鬲這一炊具來燒湯和煮熟食物的文化習慣，正是源自晉中族群。

傳世文獻中關于商朝先祖的活動區(qū)域的記載，也恰恰集中在冀南魯西這塊區(qū)域，與考古發(fā)現(xiàn)吻合。

不僅如此，分子人類學工作者在對殷墟大司空村遺址出土的人骨進行線粒體DNA分析后也發(fā)現(xiàn)，商代晚期居民的體質類型包括了“古中原型”和“古東北型”兩種，人群來源多元，但又同屬單倍型D，與秦漢以后活動于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的居民存在連續(xù)性。

無論是考古發(fā)現(xiàn)，還是DNA佐證，都推翻了一則流傳很久的謠言“商朝是白人建立的”。先商文化在華夏大地有著清晰的發(fā)展脈絡，與外來無干。

但我們接下來還需要搞清楚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原本生活在晉中的族群，為何突然會東進到河北？

上文已經(jīng)提到，商朝的先族契絕非僅僅是幫助大禹治水這么簡單。

在大禹建夏之前，山西晉南地區(qū)存在一個以陶唐氏和有虞氏為核心的政治聯(lián)盟，大禹想要在以河南崇山為中心一帶建立一個全新的國上之國政權，就必然面臨著“改朝換代”問題。

正如韓非子所言，“禹逼舜……人臣弒其君”。大禹對部落聯(lián)盟體制的重新構建，絕非通過所謂“禪讓”就能和平解決的，那只是儒家一廂情愿的幻想罷了。

《世本》曾經(jīng)記載說：“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商均是舜帝的兒子，這段記載告訴我們，在舜死后，大禹和商均成為對峙狀態(tài)，商均占據(jù)了堯舜原本的都城平陽，也就是考古發(fā)現(xiàn)的晉南陶寺遺址。大禹不得不在今天的河南登封告成鎮(zhèn)另建新都陽城。

但奇怪的是，下面的記載又緊接著說“晉南的平陽和晉中的晉陽都成了大禹的都城”。這中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呢？

考古工作者在對晉南的陶寺遺址考古發(fā)掘時發(fā)現(xiàn)，陶寺文化晚期時遭遇了大規(guī)模的外族入侵，這些族群攻破陶寺以后，將陶寺王族墓葬全部搗毀，宮殿、宗廟和城墻一律推倒。從貴重隨葬品被隨意丟棄來看，這支外族并非圖財，而純粹是政治報復。

但是，攻破陶寺的卻并非是大禹的夏后氏族群所為，因為陶寺晚期并未發(fā)現(xiàn)夏文化遺存，反倒是陶寺原本的主要炊器釜灶變成了陶鬲，而墓葬形式也變成了與殷墟西區(qū)布局相似的穴位錯落的群組式。

從核心器物群和墓葬形式判定，攻破陶寺的族群源自晉中一帶的鬲族群，即商族的前身。也只有這一族群與大禹建立過政治同盟，在地理位置上毗鄰唐虞所在的晉南，具備攻擊陶寺的動機和能力。

陶寺在遭到第三方毀滅后，夏后氏勢力能不費吹灰之力就進入晉南一帶，建立以晉南豫西為核心統(tǒng)治區(qū)的夏王朝，也表明了夏后氏和攻擊陶寺的族群存在同盟關系。

吉林大學的井中偉、王立新兩位教授曾考證，“有娀氏是分布在山西中部的一個古族，商人的母系很可能源出山西”。

如果這個考證結論準確的話，那么滅掉陶寺的族群就可以準確的解讀為有娀氏。大約在二里頭文化二期之時，有娀氏沿晉東南長治盆地這條入冀的地理通道，進入河北磁縣、邯鄲一帶，與魯西的山東龍山文化融合成為全新的下七垣文化。而山東龍山文化又恰恰是以鳥為圖騰的，這或許揭開了商朝先祖的族源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