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重大突破！成周的地理位置終于鎖定！為最早的中國

最早的中國在哪里？中華文明的起源地在哪里？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孜孜以求的重要歷史問題。因陜西出土的青銅器何尊銘文中包含有“中國”與“成周”的內容，探尋最早的中國也轉化為尋找西周時期的“成周”問題。因此，通過歷史研究或考古研究找尋成周的具體所在地，“最早的中國”歷史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并為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石。

事實上，“成周”與“最早的中國”同樣屬于中國歷史的未解之謎。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成周”與“最早的中國”息息相關，是同一中國歷史問題的正反面，是同一歷史難題的兩個表象。確立了“成周”的歷史地理位置，也就找尋到了“最早的中國”，也就確立了最早的中國歷史與文化。也正因為如此，河南考古及中國考古，罔顧歷史的文獻記載，一口咬定成周在河南洛陽，成周與洛邑為西周王朝的同一城邑。這一強取豪奪的非學術研究，讓中國歷史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讓中華文明探源走入死局，并將一代或幾代中國考古專家葬送在河南洛陽盆地的“中原”歷史墳墓中。

宗周、成周、洛邑是西周王朝時期的三座重要城邑，名稱屢見于中國文獻典籍記載，為西周王朝建立、維護王朝正常統(tǒng)治承擔著不同的國家重要職能。周先祖古公亶父建都岐邑，奠定了周國崛起興盛的基礎。周文王繼位后，將周都從岐邑遷至灃水西岸的新都豐京（今陜西省西安市西南），周武王時又在灃水東岸建立鎬京，以此為根據地統(tǒng)一天下。豐京是周朝宗廟和園囿的所在地，鎬京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合稱豐鎬，豐鎬二京即為宗周。位于西土的周氏族在伐紂滅商后，為了維持對殷商舊地疆域的統(tǒng)治，在毀滅掉殷商王朝的殷都后，將殷商王朝的南都“大邑商”經營為西周王朝的東都，以實現(xiàn)對廣大東南疆域的統(tǒng)治管理。此西周王朝的東都，即稱之為成周。

成周因為繼承于殷商王朝的商都“大邑商”，也需要大量殷商貴族維持對東南地區(qū)的管理，殷商王朝舊勢力相當深厚。在周武王建中立國的第二年去世后，殷商舊勢力發(fā)動了“三監(jiān)之亂”，以圖顛覆新生的西周王朝。周公東征，平定了“三監(jiān)之亂”，穩(wěn)定了成周的局面。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在洛陽盆地營建“洛邑”，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將殷商王朝的貴族、頑固不化的危險分子集中到“洛邑”進行集中管理。這也體現(xiàn)了西周王朝的文明與進步，不再像殷商王朝時期一樣，把戰(zhàn)俘與外族用于人祭，緩解了社會矛盾，團結融合了各地氏族部落。這也是河南洛陽的最初建城史，并被廣泛地記載于各種文獻典籍之中。顯然，西周王朝時期的成周與洛邑，對西周王朝來說是兩種功能完全不同的兩地城邑。中國考古及中國歷史，把成周等同于洛邑，認為成周與洛邑都位于河南洛陽，是對中國歷史的不負責任，甚至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

成周與洛邑的不同，不僅體現(xiàn)在其城邑功能上，體現(xiàn)在歷史文獻記載上，更體現(xiàn)在西周時期出土文物所展現(xiàn)的地理位置與宗周空間距離的巨大差距上。西周初期的青銅器令方彝銘文與西周晚期周宣王時期的兮甲盤銘文，淋漓盡致地為我們展現(xiàn)了成周的城市功能與具體地理位置所在。令方彝與兮甲盤西周青銅器，為我們還原成周歷史與中國歷史，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寶貴原始歷史信息，是任何妄圖篡改中國歷史的考古專家所無法否定的歷史事實。

令方彝銘文：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宮，公命告同卿事寮。隹十月，（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命，舍三事命，遝卿事寮、遝諸尹、遝里君、遝百工、遝諸侯、（諸）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戊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貝王。明公賜太師鬯，金，牛曰用禱。賜令鬯，金，牛，曰用禱。乃令曰今我唯令女（汝）二人大遝于乃寮乃友事，作冊令，敢揚明公尹人貯，用作父丁寶尊彝。敢追明公賞于父丁，用光父丁，雋冊。

兮甲盤銘文：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從王，折首執(zhí)訊，休亡敃(愍)，王賜兮甲馬四匹、軥車，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蠻宄賈，則亦刑。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令方彝銘文，記述周公之子明保接受王命，從宗周到成周舉行祭祀，并受命“尹三事四方”，任命成周的百官及亡商諸侯。明公對盡力于此次祭祀盛典的亢師和矢令分別賜以□、金、小牛，并任之以新職。矢令乃作器頌揚明公。兮甲盤銘文，記述兮甲即尹吉甫，隨從周宣王征伐玁狁而受賞賜，并被受命為“成周四方”官職，而來到南淮夷，對淮夷人、南淮夷征收賦貢之事。尹吉甫因此而制作兮甲盤記錄下這一歷史過程。矢令乃作器與兮甲作盤，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兩人都在成周為官，而且擔任著成周的重要職務。兩人對于能到西周的東都成周為官，是人生中的大事件，是一生的榮耀，制作器物銘記，帶回家鄉(xiāng)，傳之后世，才有了令方彝與兮甲盤的出世。

令方彝與兮甲盤，通過不同年代、不同兩人的記錄，為我們清晰明確地還原出東都成周的具體地理位置：南淮夷地區(qū)。通過筆者的進一步歷史研究與考古研究，進而確立為南淮夷地區(qū)的夏水北淝河之畔的四方湖古城。

兮甲盤中尹吉甫為我們指明了成周的具體地理位置為南淮夷，令方彝中具體敘述了周公之子明保從宗周到成周的漫長路程，證實了宗周的王公貴族到成周履行職務的艱辛漫長。

從夏王朝時期，中國就已經產生了記錄年月日的夏歷，也稱之為農歷。農歷以六十甲子為一個循環(huán)周期，在日期上六十甲子為六十天，跨越兩個月，循環(huán)往復記錄下一年的日期。令方彝中，周公子明保甲申第一日接受王命“尹三事四方”任務，第四日丁亥日到周公宮室中祭祀周公，祭告周公擔任了“卿事寮”職務要到成周去，保佑一路平安、萬事大吉。隨后，周公之子明保開始了從宗周前往成周的路途。經過近六十天的漫長路程，在第六十天的癸末日前到達成周，這已經是從農歷八月出發(fā)后的農歷十月。癸末日，明保任命成周官員的新職務。到達成周的第二天甲申日，明保在成周京宮舉行祭祀典禮祭祀上天；第三天乙酉日，明保在成周康宮祭祀土地；休息兩天后的第五天戊子日，明保在成周的王宮祭祀先祖先王。在完成“尹三事四方”任務后，明保收集整理成周的貢賦財物，返回宗周復命于王，以備宗周王室的過年之需。

從令方彝的銘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一個西周王朝統(tǒng)治管理東都成周的事實情況。因為從宗周到成周需要六十天的路程，東都成周的管理主要由周王任命的三公擔任，周王主要居住在宗周。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才出現(xiàn)“王在成周”的青銅器銘文記錄，主要與淮夷、南淮夷、東夷、南夷的戰(zhàn)事有關。兮甲盤中的“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與令方彝中的“明公歸貝王”前后呼應，證明了南淮夷地區(qū)的成周主要為西周王公貴族提供錢財物質人力，是西周王朝統(tǒng)治的經濟基礎、經濟支撐。

到成周舉行祭祀大典，是宗周的周王需要定時前往的主要原因，因為成周有周武王在成周建中立國的京室，有周武王及先王的宗廟，有宗廟的城邑才能稱之為“國都”。令方彝中我們看到的是明保代周王前來祭祀天地及先王，而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我們看到周康王在登基后的第五年，才來到成周第一次參加禋祀大典，“唯王初禋，宅于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如果成周距離宗周不是太遙遠的話，周康王無論如何不至于到第五年才“宅于成周”而“唯王初禋”。要知道，西周時期每一個周王的紀年都是按祭祀年來記錄，“唯王五祀”已經是第五個祭祀年，周康王才“唯王初禋”第一次參加成周的禋祀典禮。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周康王初次到成周“初禋”，是周康王的國家大事，在成周京宮中訓誡宗小子，追憶周武王當年在成周建中立國“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的偉大功業(yè)，才有了“成康之治”人民安居樂業(yè)的盛世。周康王千里迢迢來到東都成周，“宅于成周”生活一段時間，享受成周的繁華盛世，感受周武王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周康王自是豪情滿懷，“徹命敬享哉”。在何尊銘文與令方彝銘文中，祭祀是最主要的內容，這與成周的獨特地位與職能密不可分。

何尊與令方彝作為西周早期的青銅器，記錄了西周的王公貴族到成周祭祀天地先王，是維持王朝正統(tǒng)統(tǒng)治的主要任務，是安撫平定四方諸侯的重要方式。如果說明保“三事”是任命成周的官員履行行政職務，那么“四方”就是在成周舉行祭祀大典的任務。明保的到成周“尹三事四方”與尹吉甫的“成周四方責”，兩人到成周舉行每年的祭祀大典，都是他們的重要職責任務。“四方”在歷史文化的變遷中，也轉化為成周“四方湖”名稱的文化來源。成周的退出歷史，變?yōu)橐蛔?ldquo;古城”，也就今天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古城。當年，周公行政為了安撫東南四方民眾，寫下了《詩經•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的詩篇，確立了成周四方湖古城最早的“中國”歷史地位。

因此，通過對令方彝、兮甲盤、何尊三件西周青銅器銘文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歷史結論：西周王朝的東都成周，位于距離宗周近兩個月行程的南淮夷之地的四方湖古城，是名正言順、歷史清晰的“最早的中國”；南淮夷之地的成周四方湖古城，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搖籃與孕育者；中國歷史文化的迷失，與四方湖古城歷史文化在中華民族的歷史失憶，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