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毀譽參半的人物，看得見有人對他的喜歡，也要看見更多人的詆毀。范仲淹爭議很少，而且喜歡他的人很多啊，舉個例子就是，如果在兩宋歷史里說王安石是圣人，那一定會有人說范仲淹才是真圣人。而且如果單單比較兩者形象的話，王安石名聲大，是相當正常的，歷朝歷代近乎兩極分化的評價，起伏跌宕的人生，極端到這種程度的，翻遍歷史估計也就王安石這么一個了，像范公此類圣賢形象實際有很多，而王安石確實沒代餐沒替身，獨一檔的存在，這個檔不分高低，講的就是個獨特。
另外，相比范公，王安石的身上悲劇色彩太濃了，濃得讓人無法忽視，再加上他足夠優(yōu)秀足夠努力，這是種極為獨特的魅力，是真正的悲劇，好像魯迅說的，悲劇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你看。正是因為王安石身上具有極高的價值能量，所以他的悲劇是異常的動人，更何況他的失敗，背后是兩代人的悲劇，是北宋王朝的悲劇，也是后來革新思想被閹割的整個中國王朝的時代悲劇，這恐怕是一般能夠理解的人都難以抗拒的一種情緒。
連我這樣的人，向來不喜歡刻意稱頌失敗或者懷才不遇或者生不逢時的人物，都不得不嘆息王安石一生的道阻且長，如履薄冰。兩極分化的評價往往都會帶來情緒化，主觀化，反作用力度太大了，所以在近七百年里史書的詆毀之下，帶來的是另一極的褒獎，更何況，王安石就是值得。
在明知結果的情況下這么做，我認為才是淡泊名利的最高境界，是實實在在的自我毀滅，其背后的勇氣凜然逼人，堪當那一句“勇者無畏”了，這種完完全全舍己的精神。王安石明明有封賞和食祿卻在死后捐獻遺產至寺廟，這種在古代完全不近人情，罔顧宗族親戚的行為，相較而言，更讓我覺得是真正的大公無私，確實很“無情”，但就是“恰是無情更動人”。
王安石的那些缺點或者說是個性（不是稗官野史胡謅的那種），反而讓他在一千多年后還能通過文字透出些有趣來。新黨和新法誠然存在一些問題、和別的因素混雜在一起導致了最終的結果，但是越深入了解，反而越會感到復雜無力與惋惜，而不是簡單的立場好壞個人能力決定成敗。
無論是生產力條件還是在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上，王安石的理論都在他那個時代有太高的超前性。“務要人施行”是現(xiàn)實問題，但是指導思想的先進性賦予了新法活力，也制約了它在不適宜的社會環(huán)境中的作用。王安石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化，其方針是先用官資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這是現(xiàn)代國家理財?shù)脑瓌t，只是執(zhí)行于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從技術的角度看，新法仍是傳統(tǒng)的辦法，商業(yè)組織缺乏農村內最低階層的支持無法實現(xiàn)突破。
深入了解王安石的話，就可以顯然知道，他早就窺探到后世人的評說會是怎么樣的，從他的歷史史學觀就知道了，他對史學抱有極大的消極情緒，可以參考《讀史》，他在凝視史書背后深淵，卻依然選擇敢為天下先，縱然躍身跳入深淵。讓我想到辛棄疾寫“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王安石可以說是，一心家國天下事，不顧生前身后名了，他在熙寧前積累了三十年的好名聲（雖然他是一點不在乎這個吧）以及身后的名譽，毀于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