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局收到了一封信件，信中的內(nèi)容讓看到信件的專家們都吃了一驚：寫信的人表示，她家中藏有兩座西周寶鼎，愿意捐獻給國家。
專家們起初還有幾分懷疑，可是真正看到捐獻者捐獻的寶鼎之后，心中就只剩下激動了——這兩座寶鼎都是早就盛名在外，分別是大孟鼎和大克鼎。
為了表彰捐獻者，有關(guān)部門特意申請了2000元獎金同獎狀一起發(fā)下，可是捐獻人潘達于卻只接受了獎狀，委托他們將獎金用于抗美援朝戰(zhàn)爭。
并且這只是一個開始，此后，潘達于先后捐獻了數(shù)百件珍貴文物。
很多人不理解她的“散財”行為，但是潘達于卻表示：我相信共產(chǎn)黨。
對她來說，保護文物的安全比錢財重要，這是她家中世代堅守的信念。
潘家媳，成潘家女
姑蘇城有一潘氏望族，世代為官，家主潘祖蔭是1852年間的探花郎，官至二品，成為當朝皇帝極為倚重的軍機大臣。
可惜這家人丁稀落，但到潘祖蔭60歲去世時，都是膝下空空，沒有一兒半女，而他僅有的一個弟弟潘祖年，雖說生有兩兒兩女，但兩個兒子小小年紀就夭折了。
為此，坊間就有流言傳出，說他們家陰氣太重，所以才導(dǎo)致子嗣不盛。怎會如此說法呢？
原來，這潘祖蔭極其喜好收藏古物珍玩，尤其是那青銅器，那癡迷勁兒，令人咂舌。為了讓他的這些寶貝有個專門擺放的地方，他在自家府邸，專門修建了兩座小樓。
“滂喜齋”，專門放古籍書畫，“攀古樓”的主人就是青銅器。這一樓一齋里的藏品，具體有多少呢。據(jù)后來的專家表示，潘家珍藏，只稍遜于故宮而已。不禁讓人瞠目。
值得一提的是，潘大人收藏這些古物，并不是為了以后可以待價百估，而是一種對“才”和“文化”由衷地喜歡。
對物是如此，對人就更是如此了。
當年一代名臣左宗棠，還是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人物時，因得罪權(quán)貴，遭人誣陷，命懸一線時，素不相識的潘祖蔭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力保左宗棠。
左宗棠也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他在擔任陜甘總督之時，輾轉(zhuǎn)從一個富商手中以重金購得一方西周大鼎，名為大孟鼎。
該鼎整體有1人多高，300多斤重，鼎的內(nèi)壁還有該鼎的主人在周康王時期，受到的各種賞賜，以及那個時代的宗法禮俗等，多達291字的銘文，極具收藏價值。
左宗棠以700兩白銀，買下這方西周第一大鼎后，就被轉(zhuǎn)贈給了潘祖蔭，以報當年微時的救命之恩。
對青銅器極為癡迷的潘祖蔭，對大盂鼎的威名，自然是有所耳聞，能得此寶，欣喜非常。為此，他還專門找人，以自己的小字“伯寅”，刻了一枚收藏印章。
后來，潘祖蔭聽說，陜西法門寺曾出土過西周第二大鼎——大克鼎。
心心念念之下，他運用各種關(guān)系，多方打聽，最后在天津找到了這方大鼎的下落，以高價購之，與大盂鼎一起安置在“攀古樓”。
因為潘家位高權(quán)重，那些窺寶之人無從下手，正好子孫凋零是其一弱點。正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漸漸地，就有了“陰物多，子嗣衰”的說法。
潘家兄弟也不是個迂腐之人，對這訪間傳言的由來心知肚明，也就不予理會。
直至潘祖蔭過世，其弟潘祖年在處理了大哥的身后事后，就把“滂喜齋”和“攀古樓”的藏品，打包裝船運回蘇州老家安置。
為了打破傳言延續(xù)香火，也為了給這些珍藏找一個可以持續(xù)守護的主人，潘祖年從宗室子弟 里又過繼了一個孫子，起名為潘承鏡。
這孩子好不容易長大成年，娶了一房媳婦，潘家人等著他開枝散葉時，卻在婚后不久一病不起，不久就一命嗚呼了，留下一個剛新婚三個月的妻子獨守空閨。
這位姑娘也是出生于蘇州本地的富貴之家，名叫丁素珍。好好的姑娘嫁過來就守寡，潘祖年覺得愧對人家，就把她當孫女兒養(yǎng)。并為她更名改姓，丁素珍從此就成了潘達于。
1926年，隨著潘祖年的離世，年僅23歲的潘達于，帶著一雙過繼過來的兒女，真正成為了潘家的掌家人。同時，那滿滿幾屋子藏品的前途，也落在了她柔弱的肩頭。
弱質(zhì)女流，為寶擋災(zāi)
潘達于是位傳統(tǒng)女性，在娘家除了學習女紅，再就是能看一些女訓(xùn)、訓(xùn)戒之類的書籍之外，并不識得幾個字。
但她知道，家里那幾屋子的東西很珍貴，特別是那兩尊大鼎，絕不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潘達于就堅守著祖父留下的遺訓(xùn)，“謹守護持，絕不示人”。
但有些人有些事，是防不住的。盡管家中鎖門閉窗，古玩珍品還是頻頻被偷盜。但潘達于從未為此事報警。
一是本來虎視眈眈之人就很多，報警之后，怕會招來更大的豺狼。二是當時時世動蕩，餓殍之事常有，如果丟失幾件古玩，能換來對方一家活下去的機會，也功德一件。
除此之外，被“天下第一藏”的盛名吸引過來的文玩愛好者更是多如繁星。
其中就有一個美國的收藏家，在得知潘家藏有大盂鼎和大克鼎后，托人找到潘達于，說是愿意花600兩黃金，再加一棟處于上海黃金地段的小洋房，只為能買下這兩尊鼎，但她毅然拒絕了。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暴發(fā)后，日寇在我國的土地上大肆燒殺搶掠，就像蠻荒民族，初到富庶之地，看見什么都想要，主人不給就硬搶。
當時的蘇州城已經(jīng)岌岌可危，隨時會來的轟炸，使潘家藏品危在旦夕。
潘達于左思右想之后，趁著蘇州城還沒徹底淪陷，讓家中的長工木匠師傅，購買了一些木質(zhì)結(jié)實的木料，回來打了一個足夠大的木箱子。
然后趁著八月中秋剛過，晚上月亮如水，不用點燈執(zhí)蠟，叫來自己信得過的家人，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再加木匠師傅，在二進堂屋的八仙桌底下，挖了一個近2米深，能夠放得下大木箱子的巨大深坑。
潘達于負責在邊上放風，街上一有可疑動靜，立即讓眾人停下，靜待了無聲息之后，再繼續(xù)行動。
深坑挖好后，幾人合力將大木箱放進坑中，再分別把大盂鼎和大克鼎呈對角線之姿抬放進木箱。
為了防止在上面走動時，會發(fā)出空曠之音，潘達于用小件珍品，把邊邊角角都塞滿，鼎內(nèi)同樣填得滿滿當當，再用破衣爛絮整體塞結(jié)實。
最后蓋上木蓋，鋪平青磚后，又拿來浮土，用掃帚掃入青磚縫隙。
一切歸置好后，把八仙桌、四方椅重新布置擺放好，乍一看上去，一點都看不出這地方剛剛動過土。至于那些挖出來的土，園子里多得就是花草樹木，分散了撒上去，就當培土用了。
藏好兩方寶鼎之后，幾人一不做二不休，又把那些珍稀的書畫古籍、卷軸之類的藏品，也分門別類裝箱，藏在一間與走廊相通的“暗室”里。
這間“暗室”只有一扇隱蔽的小門進出，如果在門外堆放一些舊家具之類的雜物，以作遮掩的話，是根本看不出這里別有洞天的。
整整整理了30多箱，除了刻意放在門面上作吸睛之用的，其他的能藏的都被藏了起來。兩夜時間，無人知道潘家宅院里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蘇州滄陷后，日寇果然被潘家的盛名吸引而來。桌上的花瓶、博古架上的擺設(shè)，書房里的裝飾，通通被收刮一空。最頻繁的時候，一天里，竟然先后有7批日軍到潘家來“尋寶”。
即使如此，深藏于“暗室”及深埋地下的寶藏，一直未有人發(fā)現(xiàn)。
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時間也如梭而過。
1944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夕，某天夜里，潘家大宅里突然傳來“轟隆”一聲，像是有什么東西塌掉了。好在動靜不是很大，兵荒馬亂的，也沒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潘達于驚了一跳，趕緊跑出來查看。原來，地底潮濕，經(jīng)過7年的時間，蟲蛀鼠咬的，當年埋鼎的木箱子承受不了上面的重量，整下塌陷下去了。
可當時的蘇州城還在日寇的掌控之下，再要去買木料重新打箱子是不可能的。
沒辦法，潘達于叫來當初埋鼎的4個人，把鼎起出來，抬到一處荒廢已久的屋子，藏在不見光的角落里，仍舊在里堆滿破衣爛絮，遠遠看去，就像是一個被人遺忘在角落里的垃圾桶。
然后她將這間屋子偽裝成雜物間，堆滿家具，并且把屋門落鎖。
從此，這個屋子就成了潘家的“禁地”，無人來往，更無人出入。就這樣，時間又靜悄悄地過去了7年。
國寶重現(xiàn)，惠及后人
1949年全國解放后，潘達于的女兒潘家華在上海的一所學校做老師，46歲的潘達于也跟著女兒在上海生活。
雖然日子過得清苦，但人們臉上由衷的笑容，那種為了新生活，干勁十足的精神頭，讓潘達于意識到，新社會不同于她以往生活的任何一個時期。
現(xiàn)在的國家，是屬于人民的國家，共產(chǎn)黨，也是屬于人民的黨，是值得信任和依賴的。當時正好傳出上海要成立博物館的事兒，潘達于感到是時候卸掉肩上的擔子了。
后來有人采訪潘達于的女兒潘家華，潘家華說她母親年輕時候雖然是個半文盲，但這么多年執(zhí)掌潘家，她自己自學了很多東西，斷文識字就是其中之一。
那封寫給上海文物管委會的信，就是母親潘達于親筆所書。
當時管委會的人收到信，聽說有人要捐贈大盂鼎和大克鼎，還將信將疑，覺得會不會是有人惡作劇。
直到包括陳夢家在內(nèi)的一眾文學家、考古專家，站在蘇州潘家老宅的院子里時，才感覺有那么一點點的真實感。
隨著“咔嚓”一聲，塵封多年的屋子被打開，掩人耳目的舊家具，被一件件搬開，蓋在上面的破衣爛絮被掀開，微塵輕揚之間，兩尊相對而放的寶鼎重現(xiàn)眼前時，潘達于一下子就哭了，多少個膽顫心驚的日日夜夜啊，總算結(jié)束了。
有關(guān)機構(gòu)還特意給潘達于先生頒發(fā)了一份獎狀，是對潘達于獻寶，和潘家無償護寶的義舉，及這種愛國主義精神表示稱贊表揚。也意在鼓勵民間多多效仿。
此外，政府還給潘達于先生獎勵了2000元現(xiàn)金，這在解放初期，可是一筆巨款。
潘家祖上雖說也是鐘鳴鼎食，但經(jīng)過這么多年的動蕩，早已末落，在經(jīng)濟上更是捉襟見肘。這2000元對于當時的潘家來說，無疑是天降甘霖。
但當時正值抗美援朝，潘達于直接把這筆錢捐給了國家，說是給國家買飛機，打鬼子，她只要有那份獎狀就可以了，對得起她這幾十年的日夜守護。
這么多年，潘達于一個婦道人家，守著這么多人人垂涎的寶貝，哪怕家里的生活再難，也從沒動過它們的念頭。
大盂鼎、大克鼎被捐贈后，她又陸續(xù)捐出了許多家中珍藏，其中包括弘仁法師的《山水卷》、白石翁老先生的《西湖名勝圖冊》等等價值連城的珍品，共計400多件。
這種高風亮節(jié)，實為人所傾佩。
2004年潘達于老先生百歲壽誕的時候，上海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和文物局聯(lián)合為她舉辦了一場慶生會，讓自1959年就被送往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大盂鼎，再次回到了上海博物館，與大盂鼎一起為老人賀壽。
百歲老人在女兒的攙扶下，顫顫巍巍地圍著并列在她眼前的兩尊寶鼎，流出了欣慰的淚水，哽咽著對女兒說：
“我為它們找到一個好人家啦！”
曾經(jīng)也有記者采訪過潘達于，問她為什么會把這多家藏珍品捐出來。
老人的目光深邃而遙遠，她向記者表示，她祖父當年不懼權(quán)貴，護下二鼎，自己也不曾屈于國民黨政要的威嚴，將二鼎拱手讓出，又千難萬險地躲過日寇的搶掠。
她現(xiàn)在之所以愿意把這二尊西周寶鼎捐出來，完全是因為看到了這個國家，在共產(chǎn)黨人的手里有了希望。她相信國家，相信共產(chǎn)黨，能給它們安一個更好的家。
現(xiàn)在，潘達于老先生已于2006年逝世，享年102歲，而她的名字將永遠與大盂鼎、大克鼎并列在一起，向世人無聲地訴著說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