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史記記載，因為“（狄戎）已復(fù)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zhàn)”，古公亶父主張“存人失地、人地皆得”的戰(zhàn)略，于是遷到岐山周原，以躲避狄戎入侵。之后，因為地名“周”的緣故，古公亶父的部族就號稱“周”。
然而考古發(fā)現(xiàn)，位于咸陽長武縣的“碾子坡遺址”，現(xiàn)代學(xué)者綜合判斷認為是“周人遷岐以前的文化遺存”，但該遺址一直延續(xù)到西周時期，沒有狄戎入侵的痕跡，沒有征服帶來的巨變，因此古公亶父遷岐應(yīng)與狄戎入侵無關(guān)。
問題在于：既然狄戎沒有入侵，那么古公亶父為何遷岐？戰(zhàn)國竹簡記載的一條信息破解了謎團，如此也就難怪詩經(jīng)記載古公亶父考察周原時說“來朝走馬”了。
古公亶父遷岐，有無自由遷徙可能？
按照史記記載，古公亶父遷岐，屬于自由遷徙，因為狄戎入侵，于是遷徙到了荒蕪卻又肥沃的周原。說荒蕪，是因為這片土地上沒有勢力，屬于空白區(qū)域；說肥沃，是因為周原土地肥沃，詩經(jīng)中說“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種出的苦菜像麥芽糖一樣甜。
但問題是，如此肥沃之地，真的沒有主人嗎？甲骨文給出了答案。
首先，商朝武丁時期，周原已有一個“周方國”，后來被武丁滅掉。隨后，武丁在此冊封了一個商人的“周侯國”，不過“周侯國”存世不長，可能是在武丁去世之后被周圍部落滅掉了，也可能是商人戰(zhàn)略收縮，后來與崇國合并了。
其次，史書中的“崇國”，現(xiàn)代考古確認都城在老牛坡遺址，位于西安灞橋區(qū)，距西安市中心27公里，距離周原不遠。崇國非常強大，是商朝在關(guān)中的據(jù)點，滅崇國是姬昌最為艱難的一場戰(zhàn)爭，可以想象古公亶父時崇國該多強大，對周圍部族有多么強的震懾力。
值得一提的是，史記稱“崇侯虎”讒言姬昌，導(dǎo)致姬昌被紂王囚禁，但甲骨文中的“崇侯虎”卻是武丁時的名將。
基于上述兩點，周原的主人只能是商人�；蛘哒f，盡管商人沒有100%控制周原，但古公亶父想要遷岐，至少要得到商人的同意，否則就可能激怒商人，從而讓部落陷入滅族危機之中。如此，古公亶父還可能是“自由”遷徙到周原嗎？
戰(zhàn)國竹簡破解謎團，商王賜予古公周原
東晉時出土的戰(zhàn)國竹簡汲冢書，宋代失傳之后，史家將散落的零星記載編為《竹書紀年》，上面記載了一段話：“（商王武乙）三年，自殷遷于河北。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
由此來看，古公亶父能夠遷岐，原因在于武乙將岐山賜給了他，將其視為商朝“附庸”，大概是希望古公部落（下稱“姬周”）為商人征戰(zhàn)，即武丁賜予岐山，姬周就有義務(wù)為其服務(wù)，權(quán)力與義務(wù)相當。
但問題是，竹書紀年中的一些內(nèi)容，也未必正確，就比如這句話里的“自殷遷于河北”，說武乙有過遷都，就被殷墟考古推翻了，那么“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可不可信呢？以接下來的季歷經(jīng)歷來看，顯然是可信的。
史書記載，姬周在商人支持下，隨后開始對狄戎開戰(zhàn)：在武乙時代，古公亶父第三子季歷，曾“討伐西落鬼戎，俘虜了十二個翟王”；在文丁時代，季歷又先后征伐燕京之戎、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等等，并被文丁封為“牧師”。
除此之外，季歷還與商朝貴族任氏通婚，娶太任為妻室，以及不止一次前往殷都。竹書紀年記載：“（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文丁在位時，季歷至少有過一次前往殷都。
姬周的這些作為，以及與殷都的聯(lián)系，如果沒有商王的認可，顯然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因此武乙“賜以岐邑”是可信的，符合之后的歷史邏輯。
詩經(jīng)“來朝走馬”，其中朝是朝拜武乙
由此可見，古公亶父遷岐，絕非自由遷徙，而是武乙賜予。但問題是，武乙是如何賜予的？
按照常理，遠在殷都的武乙，不太可能關(guān)注到西土的一個姬周小部落，崇國也沒有理由把姬周推薦給武乙，因此應(yīng)該是武乙巡視西土?xí)r賜予古公亶父岐邑。
詩經(jīng)記載，古公亶父考察周原時說“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其中古今學(xué)者解釋“來朝走馬”時說是“早晨騎著馬兒來”，但以上文分析來看，這里的“朝”顯然不是“早晨”之意，而是“朝拜”正在周原巡視的武乙。
事實上，武乙應(yīng)該多次前往西土，最后“武乙獵于河渭（黃河與渭水）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武乙震死于河渭之間，也從側(cè)面佐證了“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的可信度。
因此，古公亶父遷岐，不是狄戎入侵，而是商王武乙的收編，從此姬周變成了商朝的一個“附庸”族群。
或許，后人突出姬周發(fā)家的正義性，于是將“古公亶父遷岐”與“狄戎入侵”建立因果關(guān)系，從而達到“天賜周原”的效果，而隱藏了武乙“賜予岐邑”，隱藏“商賜周原”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