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江湖是什么？探秘志小編認為在古代的時候江湖就是綠林好漢，他們不會欺負百姓和窮人，然而輾轉到現(xiàn)在，所謂的江湖已經從綠林好漢轉變成了惡行累累的黑社會，他們欺軟怕硬，專挑平民百姓下手。自新中國建國以來，我們一直秉承著遵紀守法的理念來做人，可偏偏有些人硬是要去挑戰(zhàn)法律的底線。記得之前探秘志小編發(fā)過一篇《中國十大悍匪排行榜和案件詳細資料》的文章，僅他們的這些行為就已經讓人觸目驚心了。但事實上，還有更讓人惶惶不安的，那就是黑社會團伙犯罪，他們以不正當、惡意手段自行犯罪、聚眾犯罪，或者教誘他人犯罪等種種不法方式，而獲取利益的一個結構體，這種組織團伙具有暴力性，犯罪性，團體性。而黑社會團伙中老大的角色很是關鍵，在局外人看來，他們是一個個令人生畏的人物，下面探秘志小編就為大家整理了關于建國以來中國涌現(xiàn)出的那些著名的黑社會老大和他們那讓人震驚的犯罪事跡和背景。
喬四，男（1948年6月21日-1991年6月9日），本名宋永佳，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80年代末哈爾濱乃至黑龍江勢力最龐大的黑社會性質集團首領之一。1991年被處決。 宋永佳小時候因家住在一個叫“大橋”的地方，且家中排行第四而被通稱為“大橋老四”，后簡稱“喬四”。
喬四的起家主要靠的是當時承包老城改造的拆遷工程，1986年5月，喬四因為承攬新發(fā)小區(qū)拆遷工程與另外兩個拆遷隊發(fā)生糾紛。他在工地大打出手，先傷一人，后又用啤酒瓶打昏另一人。他還氣焰囂張地宣稱：“這兒的活不準你們干，都滾。”迫使另外兩個拆遷隊退出了這一拆遷工程。
喬四以8萬元承包了道里菜市場的一部分拆遷工程，轉手一倒賣，就賺了10萬元。在北環(huán)路拆遷工程中，喬四獲暴利63萬元。幾年過去，喬四就霸占了哈爾濱市大部分拆遷市場，拆遷一行幾乎變成了“喬四天下”。喬四的起家主要靠的是當時承包老城改造的拆遷工程，他發(fā)現(xiàn)政府的動遷、規(guī)劃、基建等部門在城建中十分頭疼“釘子戶”，喬四瞅準了這個行當，網羅幾十個弟兄，專門“幫”政府拔“釘子戶“。憑借耍手腕、行賄和施暴，沒過多久，即成了哈爾濱市龍華建筑工程公司副經理、龍華一工區(qū)主任。
哈爾濱遍地是刺頭，這拆遷的活雖然利潤豐厚可決不是個好干的活。眼看工程要開工，喬四把住戶招到一起，一菜刀把自己的小指給剁了下來。當眾說：“誰要能照著做一遍，就可以不搬。”結果沒人應聲，拆遷任務很快圓滿完成。因為事情干的干脆利索，喬四就此紅了起來，結交了不少包括副市長在內的大員，從此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護傘。
當時所有的工程項目都必須經他的手往出包，第一，他和黑龍江省高層關系很密切。第二，沒有人敢和他搶生意。他還收取保護費，沒有人敢不交。八十年代末哈爾濱的黑社會主要有2大1小3股勢力，其中能和喬四相提并論的是開舞廳的郝瘸子，楊饅頭。喬四和郝瘸子最后因生意問題翻了臉，郝瘸子被喬四手下的炮手用獵槍打斷了雙腿，落下殘疾。從此喬四一人獨大，稱霸了整個哈爾濱市。在他們控制的地方，誰作對，不是死就是殘廢。
喬四在哈爾濱的坐駕是一輛黑色奔馳，車號是黑A88888，開始是一輛進口的蘇聯(lián)小轎車，后來被捕時是一輛美國進口的A88888別克車，他的車沒有交警敢攔，所有哈爾濱的車見了都要讓路，比警車開道還管用。只要他看上了大街上哪個女人，就如同香港電影黑社會一般，車停到你身邊，然后竄出兩個人給你架到車里，開起來就走，他強奸過后一般會給10000元，那時好象是80年代中期，10000不少啊。被他糟蹋的良家婦女可以說不計其數(shù)。加上妓女，交際花，所以他號稱“夜夜做新郎”。
如果哪個有錢人想把仇家作了，只要找到喬四，給足夠的錢（據(jù)說一條腿10萬，一條命30萬），保管哪個仇家死掉。喬四不僅和黑龍江省公安廳等狼狽為奸，而且是省長的座上客。當時喬四在哈爾濱可謂風光無限，連我們家鄉(xiāng)那里（在哈爾濱東北380公里）只要誰說和喬四爺有關系，那馬上成老大�？梢哉f在黑龍江的范圍內，沒有人能夠管得了喬四。
喬四那年和楊饅頭爭拆遷工程--當時政府的動遷、規(guī)劃、基建等部門在城建中十分頭疼“釘子戶”，喬四瞅準了這個行當，網了幾十個弟兄，專門“幫”政府拔“釘子戶”。那時李正光還名不見經傳，他被派去擺平此事。黑幫間這種爭地盤、搶生意的事通常是以死傷多寡定勝負，結果李正光和幾個弟兄安然回來了，拆遷工程也記在了喬四的名下。楊饅頭還差人捎話來--這次出讓，是看李正光的面子。
楊饅頭絕非善類，是喬四一直要“滅”卻又奈何不得的人物，他卻將僅有一面之緣的李正光當作朋友。也是從那件事起，喬四開始注意李正光--這個說話不多、心思縝密的朝鮮族小伙子。后來，李正光很快成了喬四的左膀右臂。
官方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說，以喬四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的犯罪集團三年間作案130多起。喬四靠威脅恫嚇“釘子戶”起家到發(fā)跡也就是那三年時間，李正光功不可沒。不管是黑吃黑、還是爭霸逞強，沒有李正光出頭，精彩程度就要打折。一些知情人回憶說，每次惡斗都是李正光砍出第一刀，打出第一槍，沖在最前面。他是純粹的職業(yè)殺手，動作麻利，彈無虛發(fā)，刀刀致命。他緊繃的嘴角，冷脧的目光很配他“第一殺手”的名號。
最讓李正光大振聲名的是李正光與小飛的那場惡斗。參與處理此案的宋平描述了打斗的前后經過：小飛原名叫陳建濱，是與楊饅頭齊名的黑道人物，靠上百次的沖殺打斗在道上混出了名堂。有一年在哈爾濱松花江邊的青年宮，李正光與小飛兩伙人在此遭遇，因為買門票的小事結下宿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他們互相捉對方的人打，雙方都有死有傷。最終的火并在李正光與小飛之間展開。槍、刀等等武器都派上了用場。在激戰(zhàn)中，李正光用獵槍將小飛的右腿踝部擊成粉碎性骨折，他又用刀片將小飛的左腳跟腱割斷。小飛雙腳被廢掉，從此成了殘廢。小飛的弟兄張曉光發(fā)誓要為小飛報仇，但他知道自己不是李正光的對手，只得將怒火發(fā)在李正光的同伙袁新蘭身上，袁被其開槍打死。
后來李正光被抓獲，公安部門評價其犯罪特征時說，他們分工明確，交叉作案，干完立刻就撤，具有很強的反偵察意識。這些特征無疑都得自李正光的影響。李正光作案多起，殺傷力極高，而且每次打斗、射殺都是速戰(zhàn)速決，對頭也不禁感嘆他的“活”漂亮。喬四緣何被查？最流行的版本是：一位高層領導到哈爾濱視察，前面有警車鳴著警笛開道，所有的車都避讓。卻見一輛奔馳車超了過去，領導不悅，但只是問了句：“誰的車？”隨行人員答：“喬四爺?shù)能?rdquo;。領導人回去后，喬四隨后被抓。后來，一位熟知內情的人稱：“沒影的事，喬四之所以被查，是因為公安局一位領導將社會治安情況上報給當時的市領導張德鄰，張德鄰將情況匯報給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孫維本，于是宋永佳、郝偉濤、王偉范等幾個犯罪集團覆滅。”
1991年6月9日，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宋永佳（喬四）、郝偉濤（郝瘸子）、王偉范（小克）、陳建濱、楊德光五個流氓犯罪團伙的47名罪犯進行宣判，其中宋永佳、郝偉濤、王偉范、陳建濱、楊德光、馬龍、生得全、趙凡木、馬殿龍、劉國慶、王樹懷、霍燦榮、于慶海、張曉波等14名罪犯被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
禹作敏，天津市靜�？h大邱莊原黨支部書記，一手把一個遠近聞名的窮村改造成盛極一時的中國“首富村”。他在93年公然武裝抵抗解放軍，后因犯窩藏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等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1999年10月去世，結束了自己“改革風云人物”的一生。
說起禹作敏，就不得不說一下1993年的大邱莊事件了：
1992年11月，大邱莊主要從事農業(yè)生產經營的華大集團公司總經理李鳳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主持為李鳳政大辦喪事，一面又下令對李鳳政領導的公司進行審查。不久華大公司被撤銷了，其所屬的企業(yè)分別劃歸萬全、津海、津美、堯舜4個集團公司管理，并由4個公司對原華大公司進行全面審查。
在這個過程中，大邱莊總公司的會議室，臨時成了一個私設的“公堂”，這里不僅有錄像、錄音設備，還有電警棍、皮鞭等。在禹作敏的主持下，他的次子、大邱莊企業(yè)集團總公司總經理禹紹政，大邱莊治保會主任周克文，總公司秘書長石家明（女）等，先后對原華大公司氧氣廠廠長田宜正、華大公司副總經理侯洪濱、養(yǎng)殖場場長宋寶等人進行“審訊”。
雖然天氣十分寒冷，受審者卻被強令剝光上衣，接受“審查”。12月7日，禹作敏主持了對田宜正的“審訊”。當61歲的田宜正一再否認有經濟問題和生活作風問題時，禹作敏大怒，抬手就給了田宜正一記重重的耳光。隨后，周克文、石家明和十幾名打手一擁而上，一直打得田宜正按照他們的要求“承認”了自己的“問題”。
這還沒完。“審訊”之后，田宜正又被非法關押14天。侯洪濱被非法審訊后又被關押達42天，宋寶被關押39天。從11月底到12月中旬，先后有十幾名原華大公司職工遭到非法審訊、關押和毆打。為使受審者“交代”問題，審訊者對他們輕則拳腳相加，重則用電警棍擊、皮鞭抽。
禹作敏還以重賞的辦法，獎勵那些在“審訊”、毆打、拘禁無辜職工中的“有功”人員。萬全公司汽車制造廠廠長羅德元得到的獎金高達8500元。在“審訊”侯洪濱時，看到劉振桐打人表現(xiàn)“勇敢”，禹作敏當即令人拿來5000元予以獎賞。
12月13日，終于發(fā)生了華大公司職工危福合被毆打致死案。
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棗強縣，1990年來到大邱莊，1992年開始負責華大公司養(yǎng)殖場的基建工作。不久，華大公司解散，養(yǎng)殖場劃到了萬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審查的過程中，危福合被懷疑上了。13日下午兩點多鐘，萬全集團公司經理部經理劉云章把26歲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樓。“審訊”是開門見山的。劉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實實地交代自己的貪污問題”。在危福合作出否認的回答后，屋里的人向他圍攏過來。隨即，拳腳雨點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隨著危福合的一再否認，對他的毆打也一步步升級：上衣被扒光了，電警棍、三角帶鞭子用上了，一撥人打累了又換一撥。從危福合的口中不斷傳出絕望的哀求聲和呻吟聲。
這場從下午兩點多鐘開始的“審訊”和毆打持續(xù)了7個多小時，萬全公司先后有18人來回進出這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輪番對危福合進行“審訊”、毆打。晚上10點多鐘，當危福合停止呻吟、氣若游絲時，兇手們這才發(fā)現(xiàn)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莊醫(yī)院不久，危福合經搶救無效死亡。事后，經法醫(yī)鑒定，死者身上的傷痕多達380多處，因外傷致創(chuàng)傷性休克死亡。危福合死了，可這并非發(fā)生在大邱莊的第一起人命案。
1990年4月，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聽他的女兒說大邱莊家具廠廠長劉金會曾經欺侮過她。禹作相大為惱怒，在糾集一伙人把劉金會一頓暴打之后，又要求禹作敏為他們“作主”——“教訓教訓”劉金會的父親劉玉田。禹作敏的回答是：“把他弄到大街上，啐一啐，寒磣寒磣他。”4月11日上午，禹作相等人把劉玉田叫到大街上，圍起來便大動拳腳。劉玉田講理不行，下跪求饒也不行，當場被活活打死。
案發(fā)后，盡管禹作敏一直在幕后策劃，企圖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脫法律的制裁，但7名打人兇手還是全部落入法網，都被判了刑。這一公正的判決，在禹作敏看來是司法機關不給他“面子”。此后，他在大邱莊搞起了一系列違法和對抗司法機關的活動：組織游行，組織為兇手的家屬募捐，召開大會聲討已被打死的劉玉田，組織2000多名群眾投書司法機關提抗議，停止劉家7人在大邱莊所屬企業(yè)的工作，對劉家親屬的住宅進行監(jiān)視，限制他們與外人接觸，不許他們出村。在這種情況下，劉玉田的3個兒子先后被迫設法逃離祖祖輩輩生活的大邱莊，而劉玉田的女兒劉金云則被非法管制近3年之久。
在大邱莊的村民面前，禹作敏為所欲為。在外地來的參觀者面前，禹作敏有時也同樣顯得不可一世。
1992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一所干部學校的27名學員，由班主任程鋼帶領到大邱莊作社會調查。在大邱莊的香港街一家商店里，學員們因詢問商品的價格、貨源等問題，同態(tài)度惡劣的商店女經理發(fā)生爭執(zhí)。女經理叫來保安人員。不由分說，學員們全部被保安人員關押起來并施以拳腳。學員張新澤和班主任程鋼先后被帶到了禹作敏的會議室。禹作敏一再強迫張新澤承認“罵街”沒有得逞后，便威脅說：“你現(xiàn)在不說，我走了就不好辦了。”說完就離開了會議室。禹作敏走后，打手們一擁而上，對張新澤進行殘暴毆打，幾個婦女也沖上去，揪張的耳朵，朝張的臉上吐唾沫。
程鋼也數(shù)次遭到圍攻毒打。禹作敏回到會議室指著程鋼罵道：“你這個流氓頭子，帶人搗亂來了！”在派人帶程鋼去看由周克文等人偽造的現(xiàn)場后，禹作敏對程鋼說：“寫個材料表示道歉，承認喝酒、侮辱婦女、打傷3名治保人員、砸壞一塊玻璃。”程鋼不寫，又遭毒打。這天，27名教師、學員被非法拘禁達7個小時，21人遭毆打，5人因傷住院。人們說，大邱莊沒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這“指示”如同封建帝王的“圣旨”一般“統(tǒng)治”著大邱莊。近幾年來，一些與大邱莊打過交道并了解到這種情況的人，對禹作敏的做法強烈不滿，稱大邱莊是一個封建“土圍子”，稱禹作敏是一個封建“莊主”，稱他的次子禹紹政為“少莊主”。
危福合的死亡，使主持那場殘暴毆打的劉云章等人慌了，萬全公司代總經理劉永華和禹紹政得知消息后也有些不知所措，匆匆來到禹作敏家中。在聽了劉永華和禹紹政的匯報并和他們商量了一番之后，禹作敏拿起電話，這樣向靜海縣公安局報了案：“我們這里死了個人。他們在審查他的經濟問題時，突然闖進來一群人把他打死了，你們是不是來一下？”于是，一起殘暴毆打長達7個多小時的故意傷害致死案件，被禹作敏輕描淡寫地謊稱為一群不明真相者打死了一個人。
放下電話，禹作敏又說：“那么多人（指參與“審訊”毆打危福合的人），面太大了，不如找?guī)讉�可靠的人把事?lián)饋怼?rdquo;他的話一出口，劉永華立即心領神會，返回萬全公司進行安排。很快，危福合致死經過以一個新的“版本”出籠了。于是，匆匆趕來的公安干警得到的是這樣的報告：劉云章、劉紹升（萬全公司副總經理）、陳相歧（萬全公司保衛(wèi)科長）、李振彪（萬全公司職工）等四人負責審查危福合的經濟問題。7點左右，劉云章、劉紹升、陳相歧三人去吃晚飯，留下停薪留 職后到大邱莊不到一個月的李振彪負責看守危福合。突然，沖進20多個李振彪不認識的人，對危一頓拳打腳踢后揚長而去。
為了把故事編得更為“圓滿”，李振彪又匆忙偽造了兩頁危福合承認有經濟問題的審訊筆錄，與劉云章、劉紹升一起來到醫(yī)院按上危福合尸體的指紋。隨后，劉云章指使人用吸塵器對現(xiàn)場進行清理；劉永華暗示其他的打人兇手不得承認犯罪事實。然而，妄圖隱瞞犯罪的真相無疑等同于以紙包火。經過現(xiàn)場勘查和向有關人員調查，干警們發(fā)現(xiàn)，禹作敏的報案和劉永華、劉云章等人的說辭與事實明顯不符：一是沒有發(fā)現(xiàn)有20多人闖入現(xiàn)場；二是驗尸發(fā)現(xiàn)，死者身上的累累傷痕并非瞬間暴打所致。在勘查過程中，干警們依法提取了劉云章等四人的腳印。正是公安機關的這一正常執(zhí)法舉動，使這幾個打人兇手害怕了。禹作敏得知這一情況后，指使劉永華安排四人外逃。
12月15日晚上，為了進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偵技術干警，乘坐公安牌照警車再一次前往大邱莊勘查。他們在靜�？h公安局刑警隊副隊長和大邱莊治保會的人帶領下，來到了發(fā)案現(xiàn)場。消息匯報到了禹作敏耳中，他大為不滿，當即下令：扣人！很快，幾十個年輕力壯的漢子包圍了正在執(zhí)行公務的干警。他們不顧干警們的解釋，鎖上了樓道的鐵柵欄門，把守住樓道口，斷絕了干警與外界的聯(lián)系。第二天早晨，禹作敏命人帶來兩名帶隊的公安干警。他大發(fā)雷霆：“你們來干什么？”“為什么沒通過黨委？”“不就是打死個人嘛！”直到天津市長聶璧初得知消息并親自干預，禹作敏才于11時許放人。這時，6名執(zhí)行公務的干警被非法扣留已達13個小時。
按理說，身為大邱莊黨委書記，對于公安機關依法執(zhí)行公務，禹作敏責無旁貸要予以支持。但在長達兩個月的時間里，禹作敏一方面在各級領導多次找他談話時都聲稱要支持、配合，另一方面卻在策劃、幫助犯罪分子外逃，妨害公安機關依法執(zhí)行任務。
危福合命案發(fā)生后，禹作敏的第一招，就是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屬從河北棗強縣農村叫到大邱莊，甩出6.5萬元人民幣，要求危福合的家屬立下保證：“尸體運回棗強火化，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莊。”
劉云章等四人潛逃后不幾天，禹作敏以為沒事，便吩咐讓四人回大邱莊藏匿。劉永華依計而行，把四人接回安排在一個樓房單元內，并為他們采購了各種生活用品。1993年春節(jié)，禹作敏決定讓四人回家過年。從這時開始，案犯在大邱莊藏匿長達70多天。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檢察院認為，對劉云章、李振彪、劉紹升、陳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應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函請公安機關協(xié)助通緝歸案。天津市公安局發(fā)出了《通緝令》，并決定組織力量，前往大邱莊執(zhí)行通緝搜捕任務�？紤]到大邱莊內有治安派出所撤銷后拒絕上交的15條槍、2000發(fā)子彈，還有一批滑膛槍、獵槍，公安機關于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準備應付可能發(fā)生的問題，防備通緝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市、縣公安和檢察機關及靜�？h的領導同志進村向禹作敏說明情況，禹作敏極為不滿，聲稱公安機關派出的警力太多，明確表示不同意干警進村執(zhí)行通緝任務。在會議室里，他蹺著二郎腿，手中夾著煙對市、縣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說：“（會不會）發(fā)生矛盾沖突，你們不敢（擔）保，我也不敢（擔）保，群眾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負不了這個責任。”隨即，他以“暫時辭職”相要挾。當天下午，禹作敏又誣稱“集結了1000多部隊”，氣勢洶洶地質問：“他們是沖誰來的？”一時間大邱莊謠言四起。
事實上，執(zhí)行搜捕的警力在離大邱莊約3公里的地方待命，400名干警始終未到過大邱莊村邊。可是，大邱莊如同進入了“戰(zhàn)時狀態(tài)”：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四處集結、警戒、巡邏，守住各個路口；成噸的羅紋鋼被截成一根根一米多長的鐵棍，發(fā)給工人作為武器；汽車、拖拉機、馬車、裝滿汽油的油罐車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偌大的一個大邱莊，交通被斷絕，來往人員遭受非法搜查。為防止與不明真相的群眾發(fā)生沖突，天津市公安局17日決定，留下30名干警待機執(zhí)行任務，其余干警于當日返回。這一決定，當晚就告知了禹作敏和大邱莊黨委成員。然而，第二天上午，禹作敏卻召開了全村大會，造謠煽動說：“市里在大邱莊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部隊，還帶了小鋼炮、催淚彈、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懷疑這不是來破案的。”他還對不明真相的群眾煽動說：要“保衛(wèi)”總公司、“保衛(wèi)”大邱莊，對“非法行動的要寸步不讓！”最后他宣布：全村放假一個月，工資照發(fā)；他自己則“臨時辭職”。大會之后，大邱莊局勢更加混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一些人手持器械聚集街頭，情緒激烈；一些人則沖進會議室，質問、圍攻市、縣有關部門領導同志。
中共天津市委政法委員會明確要求大邱莊黨委，必須在19日18時之前保證執(zhí)法人員進村執(zhí)行公務。在這種情況下，禹作敏一直拖延到當日17時，才勉強同意20多名執(zhí)法人員進村張貼通緝令和對通緝犯的住所進行搜查。與此同時，禹作敏向手下人表示，要“寒磣、寒磣”執(zhí)法人員。當天下午，當執(zhí)法人員乘車進入大邱莊時，禹作敏開出十幾部豪華轎車來到村頭以示“歡迎”，并同時進行錄像。因兩邊豪華轎車的“夾道歡迎”和數(shù)千名群眾的“簇擁”，執(zhí)法人員依法執(zhí)行公務的行動再次受阻。而就在這幾天里，有兩名通緝犯一直就藏在村中。
禹作敏公然煽動群眾妨害執(zhí)行公務，卻倒打一耙。2月21日，一份以大邱莊黨委的名義向外地不少單位和社會上散發(fā)的材料——《天津市出動千余名武裝警察包圍大邱莊的事情經過》——出籠了。這份材料歪曲事實，不但謊稱危福合是“突然被一些群眾圍毆致死”， 還造謠說：“大批武警已經開到大邱莊周圍（據(jù)目擊者說有1700多人），一些群眾看到裝備著火炮、警犬、催淚彈和長短武器。”
這份材料還把依法搜捕通緝犯說成“絕非為了緝拿幾個嫌疑犯的，而是沖著全國第一村——大邱莊來的”，“是沖著改革事業(yè)的”，因而要“向全國人民討一個公道”。面對執(zhí)法機關在執(zhí)行公務中屢屢受阻，危福合案件的查處工作進展不大，以禹作敏為首的大邱莊黨委對執(zhí)法機關的工作橫加阻攔的情況，中共天津市委決定，從3月10日起，向大邱莊派駐市委工作組，以幫助大邱莊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和社會治安秩序，協(xié)助執(zhí)法機關查處案件。
對于工作組的進村，禹作敏依舊采取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手法：在口口聲聲一定配合工作組工作的同時，又指使劉永華讓匿藏村中一座龍門吊車駕駛室里的通緝犯外逃。早在2月20日，劉永華就派車將劉紹升轉移到河北省獻縣，將陳相歧送到呼和浩特，后又轉移到了包頭。到了3月14日，劉永華又指使專人將劉云章、李振彪送往山東，后又轉移到江蘇、浙江、安徽、廣東等地匿藏。在這四名通緝犯幾次逃離大邱莊的過程中，禹作敏“出手大方”，每次都向他們提供外逃資金，共計16萬元。
從1992年8月到1993年3月，禹作敏和禹紹政還先后四次向某機關一名干部行賄數(shù)萬元，以獲取自己所需的機密，干擾對案件的查處。在與執(zhí)法機關的對抗中，禹作敏下的賭注不可謂不大。但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他自以為這些犯罪事實被掩蓋得天衣無縫，更低估了執(zhí)法機關堅決打擊犯罪的決心和能力。為了徹底查清危福合一案和其他發(fā)生在大邱莊的違法犯罪案件，天津市委工作組和公安機關開展了大量周密細致的工作，在發(fā)動群眾舉報的同時，他們排查出800多條線索，派出專人并請各地公安機關協(xié)助緝查案犯。從3月中旬開始，劉紹升、陳相歧先后落網，劉云章、李振彪懾于公安機關的強大威力，投案自首。
4月上中旬，案件的偵破又有了重大進展。在大量的事實、證據(jù)面前，禹作敏的罪行暴露了出來。4月15日，公安機關依法對禹作敏進行拘留審查。4月21日，經檢察機關批準，禹作敏被依法逮捕。在預審中，禹作敏向公安機關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到7月上旬，毆打、傷害危福合致死的劉云章等18名案犯和犯有窩藏、妨害公務、行賄、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罪行的禹作敏等8名案犯全部被公安機關緝拿歸案。
據(jù)說當這位曾叱咤中國農村改革風云數(shù)十載的瘦削老人，于當年10月2日深夜大劑量吞食安眠藥，并于次日凌晨一時許客死天津天和醫(yī)院，舉國上下正大張旗鼓地開展建國50周年的盛大慶典之際。盡管天和醫(yī)院周圍的馬路上排滿了自發(fā)前來憑吊者的車輛，但孤寂清冷的氛圍依舊令人感慨萬千。家道中敗的禹氏家族對于再度來襲的痛楚，顯然已缺乏理性承納的堅強神經，他們提出，要“接書記回家”。嗣后，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體研究決定，駁回禹作敏家屬提出的關于迎接尸體回大邱莊的請求。10月5日，禹作敏尸體在天津火化。
